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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侯夨（cè）簋铭文
宜侯大簋及内腹残留铭文
宜侯夨簋是西周早期青铜器。为康王时宜（或释俎）侯夨所作的祭器。有人认为“夨”就是吴国的国君周章，也有人认为“夨”是周章的弟弟——虞仲。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县烟墩山西周墓。
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器侈口，圆形，束颈，鼓腹，四兽首耳，高圈足，有四扉棱。下缘附边条。腹部间饰涡纹、夔龙纹，圈足饰鸟纹。腹饰圆涡纹及夔纹，圈足饰夔纹。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0余字，全文如下：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矢曰：〔迁侯於宜。锡〔〕鬯一卣、商瓒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十〕又七裏。锡奠七伯，厥〔庐〕〔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大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因为该簋是破碎的碎片重新拼接，且碎片没有全部回收，因此丢失了不少铭文。即是如此，其残存铭文也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是迄今为止，在所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中唯一记载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诸侯的重要文献。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建国后，“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天子分别授予自己的子弟、亲族及功臣一定范围的土地，建立封国，以屏卫王室，受封者即是诸侯。据史书记载，西周初年分封了71国，其中较大的有鲁、齐、燕、晋、卫等。通过分封诸侯，周人不但牢固统治商朝原有地区，而且其势力、影响得以不断扩大，远远超过了商朝。其中的夨原在虞，称虞侯。这件铭文记载周王改封夨于宜地为宜侯，同时赏赐祭祀用的香酒、代表征伐权力的弓矢及宅邑、土地和奴隶之事。分封制从此有当时的铭文记录征信。铭文中的王是周武王，成王，还是康王，众说不一，但康王的可能性最大（这里考证从略）。如果真如此，分封制不仅在立国之初，到周武王之孙姬钊(?―公元前996)仍在实行或进行调整。
二是隐藏着吴国早期一些神秘史实。这涉及到虞和宜具体在何处。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说“宜”可能就在铜器出土地丹徒县一带。夨即是吴国的国君周章，或是周章之子熊遂。如此说成立，史学意义极大：一来更正了先秦最早编年史相关史实。据《春秋》三传记载，周在淮河以东以南的地方并没有转封的诸侯，但是宜侯簋的出土填补了这个缺失；二是牵涉到虞和吴的关系。吴人自称是叔虞之后。叔虞，姬姓名虞，周武王第三子、周成王之弟。周成王少年时对他的弟弟叔虞有过封国的承诺，日后太史和周公都要求成王履行承诺，遂封唐叔于唐国，并产生“桐叶封弟”的典故。所以叔虞又称唐侯。“唐”在山西翼城西部，“宜”在江苏丹徒一带，两者如何能扯到一起：该簋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康王在审视了东国之地之后，又把虞侯转封在宜，因此唐侯就变成了宜侯。因此宜侯与叔虞仲的关系很明确，是宗子转封外地的关系。宜国亡国后建立的与当地文明结合的“吴”国，自然吴人也就声称自己是叔仲之后了。
正由于上述缘故，宜侯夨簋一出土就受到史学家的青睐，成为西周青铜器中考释最多的一件。
另外，这件青铜器的出土和修复经历，也为文物保护留下许多教训：
据该器的发现者，丹徒县绍隆寺的福贵老和尚回忆，1954年他在村长聂长保家打工，在一块坡地上翻土时，掘岀了一批青铜器。他的发现引发村民的围观，纷纷议论是否是金器。聂长保的儿子为了检验质地，随便检岀了一件，一锄头打得粉碎，他打碎的恰恰就是这批青铜器中唯一有铭的《宜侯夨簋》。现存的《宜侯夨簋》是用碎片缀合的，接缝处的铭文难于辨认，更严重的是碎片没有全部回收，丢失了不少铭文。这是对《宜侯夨簋》的第一次伤害；文物工作者清理烟墩山古墓时的缺失，又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在修复《宜侯夨簋》时，工作人员在簋腹的四个耳形装饰物下各挂上一个铜珥。展岀期间，某专家指岀耳下不该有珥，才又把四个铜珥摘去。这四个铜珥是那里来的？在缀合簋体的有铭部分时，是否也拼入了无关的碎片？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非专业修复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三次伤害。
宜侯夨簋现藏于中国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