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纸、砚在宋代已成为书房中最重要的书写绘画用具,有考古学上发现也可作证。如在福建省福州市茶园山发现的南宋许峻墓中,就发现了整套“文房四宝”用品被随葬的现象。再如河北张家口辽代张文藻家族壁画墓的壁画中,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见最早将笔、墨、纸、砚同绘于一处的“文房四宝”图画。其中7号墓“童嬉图”壁画中(如图),有四童子藏于后面嬉戏的柜子,发掘者认为是食盒,但有研究者认为,应当是文房用具,可放置纸张、画轴、书札等。这幅画的墓主人张文藻卒于辽代咸雍十年(1074年),与苏易简、梅尧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为相近。这些无不说明,如果笔、墨、纸、砚不是经历时代的积淀,逐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实用基础,那么“文房四宝”一辞是不会在宋代终成专门用语的。
说起来,“文房四宝”中的“四宝”谱系还有据可考,但作为书写、读书等专用处所的“文房”的起源,却实难考实得多。像唐代杜牧《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中所言“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已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比较早的“文房”用辞了。因此说“文房”一辞于唐代就已出现,或者还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时期,当不至于引起太大异议。但问题是,我们这里提到的文房,其实多属于概念或属性范畴,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文献著录、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能告知我们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形态。
将有关文房四宝的起源研究,延伸到与其关的书画空间场景中,是在变笔、墨、纸、砚的静态讨论为书画者行为的空间动态考察。因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观,正在发生从单体到整体再到群体的转变,了解和复原古代书画用具与文房乃至与文人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书法用具发展的史脉。换言之,如果说文房是“文房四宝”的空间载体,那么,文人则是文房的活动主体。没有文房承载的文房四宝是孤零散乱的用具,而没有文人活动的文房则是没有活力的空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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